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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哪种目的,这一制度安排为官员能力在实证上的比较提供了可能性。试想,当地方官员不存在调动时,即使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得好,我们也很难明确判断,当地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究竟是主要因为当地的禀赋条件好,还是主要因为地方官员的执政能力强。我们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在考虑整体宏观经济环境之后,比较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任职的官员。当宏观环境较为稳定时,如果某一任官员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好于上一任官员的执政时期,那么可以认为他的执政能力高于其前任。当官员存在调动时,则可以在考虑整体宏观经济环境的情况下,通过比较同一官员在不同地区的任职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出地区之间的禀赋条件差异,进而可以比较这两个地区的所有任职官员的能力高低。随着调动的增加,可以比较的地区范围不断扩展。

然而尽管如此,禁止天主教传教的方针没有改变。德川家康向菲律宾总督重申了“商教分离(允许通商,禁止传教)”的原则。但直到1606年总督去世之前,德川家康都未能与热心传教事业的总督达成一致。1608年新任临时总督毕伟罗到任,积极向江户派出船只。而后1609年毕伟罗任满返回墨西哥途中,在日本近海触礁,被日本人救起。于是,毕伟罗得以在骏府谒见德川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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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基于不同的假设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十分正常的,究竟哪一种理论与现实情况更为贴合,要交给数据来检验。从数据分析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周期的定义十分明确,只需要测算一个任期内的经济增速的变化情况即可,但如何度量领导人的能力,存在一定的困难。尽管民众可以对比前后几任的领导人,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比较是不严谨的。一名领导人任上经济发展的好坏,除了他个人的能力高低之外,其他很多因素都会产生影响。对地方政府领导人而言,除了可以做跨时间的纵向比较,还可以做跨地区的横向比较。但即便是横向比较,因为地区之间存在禀赋差异,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学研究中很少有对于领导人能力的实证研究。